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觉醒年代》，背后有更残酷的真相

正在热播的百年献礼片《觉醒年代》，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作为主轴，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包括新文化运动、签署《二十一条》以及五四运动等多个重大事件在内，那段思想澎湃、激情燃烧的岁月。

剧目里面的几个主人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要么铁肩担道义，要么妙手著文章，艰难探寻着中国的出路。的确，“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这就像是悬在当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头顶的一把利剑，有志之士都想知道，这一被传统帝制和封建思想禁锢了千余年的大国，究竟该如何救亡、如何图存、如何自立于东方？

作为献礼片，《觉醒年代》无疑是成功的，借由电视剧这一形式舒展开来的时代群像，俨然中国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但电视剧之外，几位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的，“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然而不自觉地成为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目的的工具。”

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时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俨然那个年代点燃星星之火的旗手。辛亥革命的失败，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移植西方那一套是走不通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从文化上觉醒，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改造。《新青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即《敬告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步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自此，德先生、赛先生便成了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也成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口号。

紧随《敬告青年》之后，陈独秀又发表备受关注的《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这两篇重要文章，都有很慷慨激昂的演绎，此举一方面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小高潮，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击。电视剧难能可贵的是，不仅真实呈现了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而且也以今人之眼光，让新与旧彼时“认识”或是“体谅”了对方。

比如陈独秀在与长子陈延年的一次对话中，就清晰表达了自己对于革新派与保守派、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的必然性和相对性的理解。用剧中陈独秀的话来说，“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一种学术的进步现象，是学术之争，不是敌我之分，比如北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跟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之间的争论，它就是这种性质。争论问题，各抒己见，慷慨激昂，甚至双方会骂几句，这属于正常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新文化的发展，都有这个过程，革新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今日的保守派，从前可能也是革新派，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许会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若没有止境，那么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争，也便没有止期。即使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终究是革新和保守的抗争之世界。到了一定时候，环境变了，人们对新旧之争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逆转。”

新与旧，革新与保守，从来都是相对的。而历史，也恰恰就是在两种力量的碰撞与撕扯中才得以向前走。就像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世界范围内的中西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一样。

《新青年》创刊后的第四年，五四运动即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彼时，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而且直言，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以今天的眼光看五四运动，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无论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或邹容呐喊的平等博爱，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

如果李泽厚的观点放在今天，可能会招致一批网友的攻讦和谩骂，就像前不久财新网副主编说“三十年启蒙”失败所遭遇的网络围攻一样。但反过来看，什么是启蒙，如何才算是真正的启蒙，并没有一把标识明确的尺子，也不必然地握在某些人手中。中国在变，中国民众的意识也在变，就像刚刚结束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向世界展示的“中国不再是那个中国”一样，变化只是没有在历史大变革之际很快发生，并不等于不会在若干年后的某一时刻发生。

五四运动后，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筹建者，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陈独秀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到了大革命后期，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当国民党内蒋介石新右派势力随着北伐胜利进军日益膨胀、革命联合战线内部斗争愈演愈烈之际，陈独秀对国民党采取了妥协退让，被批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终于1927年被褫夺了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何当时的陈独秀会犯这样的错误？看过《觉醒年代》后，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陈独秀首先是个快人快语的性情文人，其次是个忧国忧民的革命斗士。但就实现家国理想所需的政治头脑而言，陈独秀多多少少是欠缺的，甚至他那种快人快语的直爽与坦率，反倒容易成为致命软肋。

这样的“致命软肋”，一直延续到陈独秀去世，但同样是这样的“致命软肋”，也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完整且充满个人魅力的先驱形象。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1942年去世时，极其失意和凄凉，归葬费用都是当地士绅和生前北大的好友筹集的。

在中国，历史人物的“平反”是需要等待的，有时候是极其漫长的。尤其对陈独秀这样身上有十大罪名（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的人来说，更是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对他的评价才开始出现松动，而政治上的松动，则是一直到2019年10月。当时，为了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纪念刊文，肯定了陈独秀先生在党史上作出的贡献，“讲一讲他的功劳”，并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

今天《觉醒年代》作为百年献礼片播出，则是对陈独秀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更为直接的“平反”。当年轻人因为《觉醒年代》而热血沸腾时，电视剧背后更残酷的历史真相，则时时提醒着我们，人无完人，任何事物也都不只有一面，将人还原为人，直面历史，知道中国过去如何一步步走来，才能在平视世界的今天走得更远、更稳。